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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华为251事件”背后的司法细节

2019年12月09日 23:47来源:未知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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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条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即使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根据报道,李洪元于2019年1月22日被逮捕,显然在办案机关看来,他已经满足了这三个条件。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确实也存在着滥用强制措施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案例。

2017年12月,广东医生谭秦东在网络上发表了名为《中国神酒“鸿茅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的文章,文章从心肌变化、血管老化、动脉粥样硬化等方面,说明鸿茅药酒对老年人会造成伤害。

一个月之后,鸿茅药酒所在地——内蒙古凉城公安局奔赴广东,以“损害商品声誉罪”对谭秦东实施跨省抓捕。

这件事情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光明网发表文章《吐槽药酒遭跨省抓捕:警惕民事纠纷刑事化》,新华网则发表了《穿越大半个中国来抓你?三问鸿茅药酒事件》。公安部官方微博也发布消息称,责成内蒙古公安机关依法开展核查工作……

在各方关注之下,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指令凉城县检察院将该案退回并变更强制措施。在凉城看守所被羁押百余日后,2018年4月17日,谭秦东被取保候审。

不过,这件事情的后续却颇值得玩味。5月11日,谭秦东被报道突发精神病。17日,谭秦东发道歉声明;同日,鸿茅药酒公司在发布声明说,接受谭秦东本人所做的致歉声明,并撤回报案及侵权诉讼。

鸿茅药酒之所以引人关注,除了有着跨省抓捕滥用职权的嫌疑,还隐约能看到凉城县司法机关“地方保护主义”的身影。在现实司法实践中不乏这样的例子。

在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中,郭利带着女儿被检查出双肾受损。其后向奶粉生厂商雅士利提出索赔。在双方谈判过程中,雅士利向企业所在地潮安县公安局报案。2009年7月,潮安警方在杭州将郭利抓捕。

随后,潮安县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郭利有期徒刑5年。郭利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潮安县的上级法院潮州市中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甚至当广东省高院进行审判监督,指令潮州中院再审时,依然裁定维持原判。

坐满了5年牢之后,郭利继续奔走维权。最终广东省高院绕开潮安县、潮州市法院直接提审。最终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郭利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判决撤销潮州中院及潮安县法院原裁判,改判原审被告人郭利无罪。

在郭利维权事件中,雅士利企业所在地的潮安县、潮州市两地司法机关与企业之间有着怎样的约定我们不得而知,至少从行为上看,从跨省抓捕到法院判决,不遗余力;从结果上看,一审、二审判决被撤销,反转打脸。

除了企业和个人维权之间的角力,企业和企业的激烈竞争中,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也屡被提及。在2013年的腾讯与360之间的“3Q”大战中,腾讯向广东高院提起诉讼,最终广东高院判决腾讯公司胜诉,360公司需要赔偿500万元。

事后,360公司的周鸿祎召开记者发布会,在发布会上直指广东高院的判决无视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有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会导致不同地区针对同一案件出现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

2018年9月,北京稻香村在北京起诉苏州稻香村侵犯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是,要求苏州稻香村停止使用“稻香村”文字标识,并赔偿北京稻香村经济损失3000万元。

仅仅过了一个月,江苏省苏州市法院也作出了判决,判决北京稻香村侵害了苏州稻香村的商标专用权,要求北京稻香村立即停止使用“稻香村”文字标识,同时赔偿苏州稻香村115万元。

不过最高院已经就此做出解释,目前两个案件都在二审期间,最高院也会加强指导,公正审理,避免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在此次华为事件中,李洪元最开始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其后又变更为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最终华为公司补充报案,罪名变更为敲诈勒索罪。深圳警方也是以敲诈勒索罪向检察院提起公诉,不过检察院最终以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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