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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认定及其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

2019年07月09日 23:08来源:未知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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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证据是诉讼的脊梁,是法治的基石,也是证据法学的核心范畴。但法学界和实务界对证据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一直存有争议,并存在 事实说 、 材料说 、 信息说 和 修正的事实说 等竞争性理论。对证据问题的研究,实际存在两个不同的视角:一是 如何发现证据 ,从科学角度客观分析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并重构过往的事实真相,此即 求真 ;二是 如何使用证据 ,从规范性角度讨论证据的可采性、合法性或司法证明标准问题,是为 求善 。二者分别代表了 科学 证据科学 和 法学 证据法学 的研究内容、思维特色和目标取向,并表明唯有从法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和法庭科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才能深化对证据概念和司法证明过程的认识,回答 如何理性地寻求案件真相 这个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约请三位学者,对此进行讨论和研究,以期对这些问题有所廓清与拓深。

引言:认真看待事实

审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事实认定,第二阶段法律适用,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推理过程。然而,法律推理具有的典型三段论逻辑形式也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法律推理的小前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这造成法律推理研究的两个偏向:一是热衷于探究法律适用中的实质推理问题,却忽视证据推理和事实认定对法律适用的决定作用;二是把疑难案件仅仅视为法律适用的疑难案件,而无视大多数疑难案件实际上是事实认定的疑难案件。所以,一般法律推理著作对事实、证据和事实认定问题都很少论及,麦考密克虽然在《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一书第四章开创性地讨论了 基于事实的裁决 (decisions on the facts)问题,但这种讨论却极其简单,寥寥数语。又如,德沃金对埃尔默案这个所谓疑难案件的分析,也是从法律适用角度进行法律解释分析的一个典型。然而,该案中厄尔和格雷法官争论的法律解释问题,实际上只有在事实真相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开始。问题首先是:被害人是否为被告所杀?然后才是杀人者能否继承被害人遗产的问题。显然,把法律推理中的真相问题和法律问题截然分开的做法,忽视了法律与事实、正义与证据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不能描绘出审判的全部真实面貌。针对这种现象,特文宁教授评论说,法学家们总是将 法律推理 局限于关于法律问题的推理,直到最近,那些对经济分析、后现代主义以及批判法学感兴趣的人,才把其注意力转移到证据问题上。这种研究注意力的转移虽然刚刚起步,但对法律推理研究却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中国,法律推理一般被视为法理学的研究领域,但法理学对法律推理的研究和国外基本一样,也处在 热衷规范而不顾事实 的阶段。不仅是法理学,整个中国法学似乎都将事实视为 形而下 的 器物之学 而不屑一顾,尽管中国立法如三大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但法学依然固守着其 法律之学 的传统。对此,张文显教授曾从法官 三大知识板块 的角度对法律人才知识结构和法学教育改革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法官需要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政策为导向 ,相应地,就需要具备证据科学知识、法律科学知识和政策科学知识。但由于我国法学教育先天性不足,在三大知识板块中,目前最缺的是证据科学知识,过去16门法学核心课程都是关于法律适用的,而疑难案件90%以上都是事实认定问题。因此,法学院应当加强证据法学课程建设,使我们培养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能够掌握证据科学知识,以适应未来从事法律工作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学术界和实务界虽然都对冤假错案成因做过一些反思,但基本上都还停留在外在反思层面。例如,2012年福建省高院念斌案重审判决,将该案一审事实认定错误主要归咎于侦查机关取证瑕疵、鉴定机构检验错误等现象,并未深入到法律推理主体即一审法官对念斌杀人动机之要件事实所作出的荒唐的证据推理错误,尽管在本文作者看来,这才是该案错判的根本原因。进而言之,前一时期学术界和实务界对错案成因的反思,主要将其归咎于侦查中心的诉讼制度作崇,这虽然对论证审判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意义,但这种肤浅的外在反思,也只能在约束侦查取证行为、督促检察院为起诉证据进行质量把关等方面取得有限的成果,而对如何完善审判中心的诉讼制度并无益处。道理很简单,推进审判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关键是对庭审实质化进行内在反思;庭审能否实质化,关键在于如何提高法律推理主体的证据裁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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