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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博士为什么害怕过年回农村老家:怕村民邻里问工资多高

2019年08月13日 11:00来源:未知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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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地上一年之间城乡之间互动最深刻的几天,无疑就是春节。对许多人而言,过年是对家乡的一次检视,故乡人的变化,两地之间的差距,总是让人生发感喟。所谓近乡情更怯,家乡的变化、返乡后的村民邻里的询问甚至会让文科博士害怕过年回农村老家。 身为文科博士,回家究竟看什么?乡村的未来究竟又会如何?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是越看越迷茫。他自己坦言,“很多事情却不停往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他在2月的“我们的城市”论坛上分享了自己春节回乡的观察和感受:返乡的交通不再那么拥挤,故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却有失落;相比春节,丧葬是村民共同体呈现力量的难得时刻;青年打工者的婚姻受到物质的压迫,而知识在乡村显得无力。 王磊光还介绍了一个害怕回家过年的博士师兄,那种知识上的无力感令人纠结万分。每次他都回去迟,回校早,就是因为害怕村民邻里问他现在工资有多高:“最近一个博士师兄请吃饭,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觉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过年他都回去得很迟,来学校很早。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出现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问,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能拿多高的工资?’所以,他过年回家,基本不出门。这个体验跟我是一样的。你要问我过年在家乡看什么,其实我没看什么,因为一大半时间是呆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写东西。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 以下是澎湃新闻2月17日刊发的王磊光文章《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 文科博士为什么害怕过年回农村老家?(资料图,图片经过处理)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湖北大别山区麻城南岗村教学点中,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 新华社 资料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 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 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自从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1)春节的力量。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3)葬礼。很多老人没有挨过冬天。过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时段。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媒体上动不动就喜欢报道某某地方为举办葬礼大肆挥霍,让大家误以为这是普遍现象。其实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来越贵生,对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让死者享受哀荣;对于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丧礼,在现实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称赞中央的政策,谴责干部的腐败……深夜里交谈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守丧完毕,大家集体出力,将他抬到山上,让他入土为安。 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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