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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安史之乱”中的叛徒?

2019年08月12日 14:11来源:未知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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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历史 不难发现“贰臣”和“敌人”的境遇难以捉摸——之前穷凶极恶的敌人 投诚后颇受重用 而不能死节的臣子 常被视作不忠不义 仿佛比敌人更加可恨。安史之乱中 存在两类“叛徒” 一种是“逆臣” 敌人 起兵反叛朝廷 另一种是“贰臣” 情势之下的投降者。每个人都憎恨“叛徒” 然而 如果满朝文武皆是“叛徒” 又该如何处理呢

 我们不妨从《长安与河北之间 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一书中寻求答案。本书系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的作品 集数年研究于八篇文章 详细破解从安史之乱到藩镇割据时代 各方势力的真实心态 并以丰富史料相勾连 提出颇多创见。

 过往观点认为 安史之乱种族矛盾严重 安禄山是“胡人”代表。但本书通过对 安史 燕政权的考察 认为尽管安禄山依靠蕃将蕃兵 但政治上熟练运用汉式的“五行相代”学说 建构政权合法性。此外 居于河北的士族 也有“归葬两京”习气 即无论身陨何处 最终以埋葬于长安、洛阳 作为政治生涯盖棺定论的象征 比如书中分析的严氏一族。燕政权自史思明掌权后 也更加因循唐例。

 因此 燕政权攻陷两京后 唐廷高官没有太强的“异质感” 不过视其为王朝更迭 形势所迫之下 导致“为贼所污者半天下”。乱世中的世家大族多选择自保 经作者考辨 虽然唐廷与燕政权前线厮杀激烈 可世家大族之间、以婚姻关系为代表的人际网络却运作如常。相较于两军浴血奋战 士大夫阶层反倒显得自利和苟且。

 本书第二章的中心人物王伷 是效力燕政权的汉人代表 也是典型案例。燕政权在后期已显示出很强的汉化倾向 像汉族士人王伷、许叔冀、邵说等已成为燕政权决策层。他们善于观察时势 虽掌权河北 却暗自输忠于唐廷 给自己预留退路。

 与此同时 唐廷非常倚仗降将的游说、瓦解、归化叛变之用 许以其高位 甚至于历史记载多有回避 采用“胁迫”之意讳饰在敌经历。这说明安史叛将的处境 并非因仕伪而险恶 反而因其重要 往往得以善终。这不禁令人想到宋代《鸡肋编》所录民谚 “欲得官 杀人放火受招安。”

 动乱平定后 唐玄宗及其继任者力主严惩“贰臣”。相比对“逆臣”降将的宽容 皇帝对曾食唐禄却投降叛军的官僚 意欲展开核查及处罚。不过 这一举措在现实和意识层面都遭反弹 清查工作因涉及面太广 导致人人自危 最终草草收场。其中李岘之言颇具代表性 “况河北残寇未平 官吏多陷 苟容漏网 适开自新之路 若尽行诛 是坚叛逆之党 谁人更图效顺 ”

 其后至肃宗时 朝野更将对“贰臣”严厉制裁 视为苛酷滥法之举 弥漫对“贰臣”的同情。同时 对张巡死守孤城这类守节行为 舆论甚至以为无甚推崇。张巡曾在安史之乱中 死守睢阳 与敌苦战四百余次 最终弹尽粮绝 是马革裹尸的忠义典型。但正像独孤及所言 “危而去之 是智免也。”当时臣子并无以身殉国之风气 所谓苟且 也许正是唐廷庞大官僚阶层的选择。

 总之 投降安史政权的变节行为 在平乱之后 依然笼罩在士大夫对“贰臣”的同情和回护中 清算之事颇有“法不责众”的味道 最终以君臣相安无事告终。显然 如宋元明清易代之时 宣扬的“忠义”观念不同 此时唐朝仍囿于世家大族联结成的官僚集团 士大夫官僚的行为和观点 依然能很大程度改变当时舆论 甚至是历史记载。像赵骅在乾元年间仕于伪廷 之后宦途不仅不受影响 反而畅达 即连史书亦称“忠义” 可谓典型事例。

 我们很难说 站在维持政权的角度上 究竟该如何处置“叛徒” 但不言自明的是 为了维持高位 保护自身既得利益 唐廷的管理基石——士大夫阶层 并没有表现出皇帝希望的模样。也许 这和朝代并无关联 而是人趋利避害的选择。而无论如何 对于张巡这样能够忠于国家、忠于信仰、忠于自身的“英雄” 我们都应该抱有更深的敬意。 赵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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