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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崛起 引领区域变革

2019年12月15日 22:50来源:未知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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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崛起 引领区域变革

文/戴鞍钢

近代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各地间人口的流动,启发了民智,也加强了彼此的文化教育联系,是推动核心经济圈形成的重要因素。

受上海的辐射和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习俗的演变更趋明显。“重农务本”之类观念退居一旁,商品经济的意识越来越浓。

青壮男女 涌入城市

20世纪初,受“实业救国”思潮和清政府鼓励工商政策的推动,同时外资在华经济扩张加速,中国民族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经济有明显发展。与原先因战乱涌入城市而呈现潮汐形态的人口升降不同,这一时期进入城市谋生的人口有持续增加的态势。

据估计,1933年上海工人总数为35万人,比甲午战争前增加8.5倍,而同期上海城市总人口由90万人增至340万人,增长幅度不到3倍,足见工人的增速更快。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之多,远非中国其他城市可比,大都市相对较多的谋生途径,驱使众多贫困或走投无路的内地人,尤其是破了产的农民前来进厂打工,或当码头装卸工人、人力车夫。1929年上海纺织业有近20万工人,大多数纺织女工是来自外地的农村妇女。尽管这些男男女女们来到后生活境遇仍很困窘,但比起在家乡时,总算多少有所好转。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上海的工厂职工已增至近50万人,加上商业职工、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全市从事工商业及相关行业的人口已有128万上下。他们大部分是外来移民,连同家属在内,成为数百万上海城市人口的主干,其中大部分是青壮年。

与上海郊县农民进城务工者相比,外省来沪人数更多。据1928年统计,上海93家缫丝厂有男、女工合计约9万人。他们的籍贯,尤其是为数更多的纺织女工以长江以北泰州、盐城一带为最多,江南的无锡、苏州及浙江宁波等处人次之,约占总数的80%。宁波虽然也是通商口岸,但因为当地工业不发达,劳动力供给充裕,工资十分低廉,很多人都想去上海谋生。

外资企业也看上了这些外来的廉价劳力。如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工人的来源大多数是从农村中来,按籍贯来说,车务部以苏北人居多,特别是盐城人,其次无锡、苏州、镇江一带的也不少;机务部则以宁波籍为多,还有的是扬州、无锡及安徽籍。”

在近代工业有所发展的苏南地区,20世纪20~40年代,约有15%~20%的无锡农村劳力在上海和无锡城区就业,从城市寄回农村的现金,约占农村纯收入的8%~12%。邻近无锡的宜兴县乡村,也有不少人入城进工厂,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数千之多。

习俗嬗变 乡村“空巢”

1917年,留学美国的蒋梦麟回到家乡浙江余姚蒋村,看到不少同乡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村里的老人告诉他:“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货机械公司当学徒,他们入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现在村子里种田的人很缺乏。”

人们安土重迁的习惯淡化,众多村民离开乡土流入上海,扩大了商品消费者的队伍,也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给城市经济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他们所在的市郊农村,更多地接受都市文化的辐射,其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也因此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

因都市对男女工都有吸纳能力,农民离村的运动日益加剧,家庭中传统的团结力量脆弱了,大家庭制崩溃,小家庭起而代之。许多年轻人单身或和妻小搬进城,许久才回家一次,有些人送钱回来给村中的父母,但多半因城市中开销大,家庭负担重,只能留给父母少许钱,于是家庭关系,日渐淡薄。特别是那些能够进城的女工,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提高,有了独立经济收入之后,她们较为主动地适应和融入都市文化的氛围,生活程度提高后,开始重视梳妆,跟从前在农村里比,连容貌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因为工厂不需要缠足的女子,这一陋习也渐次革除了。稍有文化的农家子弟,多不愿继续务农,认为农业是下等的职业,有学问的才是高尚职业,从学校毕业之后,不希望仍回农村,愿意在都市里寻找工作。即使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在家闲住,要做些家庭农事也非常勉强。随着村民谋生有多种选择,留在村庄继续务农的大多为年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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